2013 年，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旨在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 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经过 5 年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众多新的机遇，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2018》的统计：2017 年，民营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的 43.0%，外资企业 36.6%、国有企业 19.4%、其他企业 1.0%。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挑战：企业与国外非政府组织沟通能力弱、风险应对和处置能力不足等。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些挑战背后往往关联着企业对当地社区以及当地可持续性发展的认知与行为。
前段时间，MSC 咨询创始人兼 CEO 谭亚幸受邀接受了新丝路咨询（Belt and Road Advisory）一带一路之声（Voices of the Belt & Road Podcast） 的播客采访，探讨有关「一带一路」项目可持续性的话题。
作为一家专注于提供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研究、决策等专业的咨询服务公司，新丝路咨询已经贡献和产出了众多趋势解读与实操案例。
* 以下是此次播客访谈的部分整理，标记 G 为主持人 Greg，J 为嘉宾谭亚幸 Jacob；其中 Greg Stec 是新丝路咨询的合伙人，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学
G：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保护伞下，中国企业进入了新的市场和社会，根据你的经验，它们如何确保自己的项目和投资是可持续性的？
J：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可以尝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做一个比较：中国企业如何在「一带一路」中进入新的市场与社会，这和目前中国企业在国家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号召下进入农村市场是非常相似的。
为什么相似？这些企业都在尝试进入一个相对未发展的地区，但这些地区拥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
这几年，我们做过不少互联网公司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咨询。对这些企业而言，乡村拥有潜在的用户资源和大数据资源，这是无法避免的战略部署。
但如果企业直接切入一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向村民推广某种互联网产品其实是无用功，因为有可能这些地区连最基础的网络设备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企业要做的可能有这样几步：
Know The Community
首先得去充分了解这个社区。就如同马斯洛的需求一样，去思考如何对社区分类：哪些是基础的，哪些是进阶的。这也意味着需要严谨的、自下而上的田野调查，想他们所想，看他们所看，听他们所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当地的洞察与机遇点。
对于中国乡村的状况，很多在中国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同样，虽然我们能够从报纸、电视新闻了解到非洲国家的讯息，却并不一定真正了解他们。
以我们的东非项目举例，我们曾扎根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七个国家和私人保护地，十个东非城市，十多个非盈利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企业，这些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社区。
Be The Community
其次是和当地的社区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曾经我们的团队为一家国内互联网巨头做乡村战略项目，在贵州的贫困县住了近两个多月。
在非洲的那几个月，我们也不断走访了当地野生动物基金会、大象犀牛孤儿院、黑猩猩救助中心、乌干达野生动物教育中心等，在马赛马拉看世界上最壮阔的动物迁徙，在乌干达国家森林追踪黑猩猩，在东非最大的黑犀牛保护地探访世界上仅存的两头北方白犀牛。
只有真正在那里，才会知道他们面临着哪些问题和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比如去挖掘当地缺钱、缺管理、缺研究到底缺到什么程度，当地频繁地产生人和动物的冲突又是为什么。
Win The Community
当前两步都做充分，企业取得了当地的信任，很多事情会变得非常很顺利。
G：中国企业国际化中的哪些角色在运用可持续发展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它们采用什么策略？你建议它们采取什么策略？
J：这个问题很宏观，或许从一个自下而上的小角度更好切入。站在这个立场上，可以把企业分成几类：一类企业已经清楚知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另一类的就是痛定思痛的，已经吃到苦头了。
当然，大部分的企业是处于既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没吃到苦头，以这些走出去的企业为代表。
选择可持续发展这个策略其实是商业驱动的，在国际化进程中，这些策略更受到利润导向影响。
资源消耗型企业、传统制造业等在可持续战略上有更为保守的思考。在中国，陶瓷因消耗水量大而面临转型，但类似的产业在乌干达中乌亩巴莱工业园却很受欢迎。
不少企业已经从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中看到商机，像近年在中国流行的生态旅行、Safari 定制机构等意识到了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对于长期利益的重要性。
一些需要顾及走向大国形象和影响力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同样。比如在肯尼亚建造了蒙巴萨到内罗毕铁路的中国企业，在修建铁路时，他们积极征询了当地保护大象机构对于动物迁徙通道的反馈，了解铁路设计对周边社群、环境产生的影响。
所以可持续战略的选择是 Case By Case 的，区别在于哪家公司先意识到，并开始行动。
不过，中国企业决策者心目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理想中的还是存在落差：很多经营者，主要在做负责任地生产、在资源利用上的可持续或者是参与社区建设。
而实际上更为期待的是他们加深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挖掘它的包容性和创新性。比如能在当地发现新的商业机遇并陪伴着这个社区一起成长。
G: 许多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公司遇到了与当地人口或运营业务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当地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你能给我们一个中国公司如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案例研究吗？
J：这样的案例非常多。在「一带一路」上的大型工程，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势必会带来环境问题，这对「一带一路」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方在马来西亚，农夫会抗议采矿导致的环境问题。
我个人比较关注在「一带一路」项目下的国家级工业园，它们主要招商的项目是制造业，重污染的企业如采矿、皮革，而规模化程度受当地政策、税收保护还在上升，更容易产生可持续的问题。
而一些失败案例的产生是由于企业或大众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不理解。
我可以分享一个成功案例，或许有借鉴意义。说到非洲，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战争、艾滋病、贫困、旱涝。因为在中国或是西方国家，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还是很中心化，基本来自主流媒体，它们会把聚焦点放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如战乱、干旱。
但我们真的了解那些地方的日常生活吗？
通过快手这个短视频的平台，这样的问题正在被解决：「小胖闯非洲」来自湖南，在赞比亚十多年，发布了 3700 多个作品；「走进非洲111」是河北人，在尼日利亚做工地施工的管理，目前有 100 多万的粉丝，他们的相似之处是都在快手上记录着在非洲的日常生活，那是最真实的画面。
我也曾把这些视频介绍给了一些在「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投资的客户，他们纷纷都开始把这样的短视频平台放入进自己的培训当中：如果有工人被派遣到非洲工作，都会提前观看快手上的当地视频，这不仅帮助他们消除了很多偏见，也给企业进入当地社区带来便利。
甚至其中一个人工人告诉我，他和当地的一个小哥说了「Hey，我在快手上看到过你的视频」之后，立刻打破了当地人对外人的疏离感，两人就成为了好朋友。
像这样的案例其实有很多，而如今通过各类的技术手段，去真正了解当地的社群，消除偏见、产生理解，这件事本身的能量就是巨大的。
G: 中国和国际客户对待可持续发展方式有什么不同吗？中国国内快速发展的经验是否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展可持续发展项目？
J：就传统意义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西方是走在前面的，世界 500 强企业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和民众的意识，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有关系，中国和中国企业都还在这个觉醒的进程中。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是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自然和谐、阴阳、致良知等都能很好解释商业发展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平衡，也就是「根」已经在这儿。
而中西方较大差别是西方是方法论驱动的，它像做咨询的工作一样，在进入一个市场前，无论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相关，企业都会考虑 PEST 分析，波特五力、市场进入的成本等等，当然这非常有效。
西方的企业会沟通，知道如何借力。在云南，我们曾遇到一个外企来做扶贫，他们能够清晰地知晓联合国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什么。比如第 9 项目标是建设坚实的基础设施，他们认为这与自己所做一致，正在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号召改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问题。
这样的行为能够很好的获得当地的好感。因此方法论很好地支撑了西方企业能够和不同利益相关方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
而中国企业呢？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工程像道路、铁路、机场、水电站这些类型的项目占比非常大，它们往往位于偏远地区。这些工程涉及到的争地问题等，都需要与当地的利益相关方，如村主任、村民充分沟通。
可是在早期这些工作往往是被忽视。项目仓促签约，由于和当地政府对接以及民众沟通不足，加之语言有一定障碍、文化不同，执行非常缓慢，甚至在过程中夭折。这对企业的形象声誉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也会有工期延时造成的硬件上的损失。
如果没有办法拿到当地的 Social License（社会性的执照），它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实物「执照」，而是一种社会认可。
所以，对很多企业来说，它们没有在早期 Win The Community，落地项目就会非常难。
「一带一路」上的投资大部分是基础性投资，那我们就要明确地解释这件事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比如是给当地会带来多少就业，还是能让当地买得起手机或是联网？
在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其实开始意识到一件事——在这样一个新市场下，它们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能够长期地与当地社区共存。
在这背后，亚投行则是巨大的影响力投资平台。200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提出了影响力投资，既追求正面的财务回报，又追求社会积极的影响力，这也正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在做的事。
总结来说，现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和中国企业存在着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不止是方法论层面的，在一个新的社区、新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价值是什么，要在这个社群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力。
* 参考文献：
[1]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R] .海南：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2018.